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政府要做该做的事，社会也应该担起自己的职责，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反思，不要指望一蹴而就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开倒车。

　　现实：经济处罚罚款低落实差，刑事处罚量刑偏弱

　　当前我国环保立法存在的首要问题，是法律上设定的行政处罚上限太低，致使环境违法成本低，守法执法成本高。

　　有关部门统计，我国环境违法的平均罚款不及治理成本的10%，不及危害代价的20%。一个每天排放5000—6000吨废水的中小型企业，按照每吨水处理费用2元的标准计算，一年就需花费污水处理费300多万元，而有的大型企业治污设施每天运行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，一年则高达3000多万元。对污染大户来说，闲置污染防治设施一天就可以节省几万甚至十多万元。但是，按水污染防治法规定，对于擅自拆除、闲置水污染防治设施，排放污水超标的，最高只能罚款10万元，远不如一天偷排所节省的运行费用。

　　在几次严重的漏油事故中，这种处罚上限之低显露无疑，比如在2010年7月份的大连新港输油管线爆炸事故中，肇事者处罚不过区区30万元，而且迟迟未能落实;再比如在2011年6-8月份的康菲溢油事件中，康菲造成严重污染，最终却只被罚20万元。

　　除了经济层面的处罚力度不够，环保部应急中心表示，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尤其是工业污染问题日趋突出，1998年修订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，对一些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时，在量刑方面，其力度显然偏弱。

　　向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，公益诉讼或可破题

　　显然，相比行政执法，向那些受到污染损害的民众及时提供司法救济，显得更有意义，这个工作恐怕还有赖于以各级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。试想倘若受害者在遭受污染后即提出起诉，法院亦及时受理，作出公正判决，要求企业对其污染造成的长远损害进行赔偿，那么法院在保障受害个体的合法权利的同时，也极大地增进了公共利益，起到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效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有一些环境污染活动，可能并没有确定的受害人。这个时候，法院就可以积极探索、建立环境司法保护的新机制，尝试推行环保公益诉讼。而在即将修订的民诉法的修改草案也增加了相关规定：即对环境污染、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有关机关、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